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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亲阎肃

2019/9/23 13:16:00

我的父亲阎肃

 

“你有什么特别想见、一直没见到的人?”儿子阎宇问。

 

“没有。”父亲阎肃答。

 

“你有没有一直想干、没干的事儿?你认真说。”阎宇又问。

 

“真没有。”阎肃又答,“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非要什么。”

 

没过几天,85岁的阎肃因脑梗昏迷。阎宇想起这段闲聊,憋得难受直掉泪。

 

 

敲钟的孩子

 

1937年日本人打来的时候,我爸7岁。爷爷带着一家老小从河北避难到武汉。日本人又打到了武汉,他们躲去了重庆。

 

刚落脚赶上重庆大轰炸,全城大火,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炸没了,全家一贫如洗。出身行伍的爷爷一辈子没哭过,当时就掉眼泪了。

 

爷爷到城里想办法,奶奶带着我爸和二叔在慈母山脚下的教堂寄宿,帮着教堂洗衣服,我爸他们就在教会学校上学。

 

教会学校的孩子每天就是读书、念经、祷告,学国文、数学、拉丁语。教国文的老教父是个晚清的秀才,满脑子四书五经,我爸的古文底子就这么打下的。不然,1964年歌剧《江姐》里第七场咏叹调里那段台词,我爸也不会这么写:“春蚕到死丝不断,留赠他人御风寒,蜂儿酿就百花蜜,愿得香甜满人间。”

 

那个时代,他敢反其意,将李商隐的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用在革命者身上。

 

我爸老考第一,学习最好的人每天早起上钟楼敲晨钟,这是教会学校里的最高荣誉。我奶奶在那儿洗衣服也觉得特自豪:这是我儿子在敲钟呢。

 

那时候我爸就已经喜欢上戏剧和音乐了。每到圣诞节、复活节,他特别热衷于参加唱诗班、节目表演。可能那时候他长得没有现在这么和蔼可亲,总演魔鬼。演得入迷误了功课,由第一名降到第三名,钟也不能敲了。我奶奶流着泪批评他:“好不容易培养你,你说你演什么戏?”我爸赶紧“负荆请罪”,又考到了第一名,又站在钟楼上了。

 

我爸说,他老忘不了那钟声,当,当,当,余音绕梁。

 

后来爷爷把一家老小接到花园路新买的房子,我爸去上了重庆最好的中学——南开中学。

 

进了中学,我爸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,戏曲、戏剧、武侠小说,他全在这儿接受了。有时候我爷爷带他去看戏,有时候他早上先看一场电影再跑去上课。那时我爸是文艺积极分子,英文剧、朗诵、相声、快板、话剧、京戏,从没闲着。

 

豪侠之气

 

教我爸语文的老师赵晶片是中共地下党员,偶尔教学生一首歌,一唱,延安的歌。那时候重庆有不少靡靡之音,突然听到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,“山那边哟好地方,讲民主呀爱地方”,特别振奋、向往。这些进步思想潜移默化。不过,没几天老师就被抓走了。

 

歌剧《江姐》第一代“蒋对章”的扮演者杨星辉叔叔是我爸的学弟。他说,经常有特务去学校抓老师,学生就追,“啪”的一枪,大家全趴地上。我爸能写出《江姐》,和他在重庆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

 

我爸慢慢接受这种信仰,开始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,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有他的身影,搞宣传,喊口号。国民党找些流氓假装出殡、迎亲,就把学生队伍给冲散了。稍一冲突,窜出彪形大汉抡起棒子就打,棒子上全是钉子,一打一大片血。

 

但我爸那时年轻,根本不懂得害怕。

 

重庆解放前,家里准备去台湾,我爸说要走你们走,我要留下来迎接解放。我爷爷当年41岁才有的我爸,那会儿他60了,那就听长子的,不走就不走吧。

 

重庆解放后,我爸已经考上了重庆大学,成了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。大二时,组织找我爸谈话,阎志扬(阎肃原名)啊,你可不可以考虑不念书了,来西南工委青年艺术工作队搞宣传,新中国要树立新的社会思想。

 

我爸就跟着部队走了。

 

抗美援朝没结束,我爸跟着部队开进了朝鲜,白天了解英雄事迹,晚上现编现写现唱给战士们表演。

 

他没跟我描述过太多战场,但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无名英雄烈士墓,就在附近的山坡,那么多人牺牲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,新坟旧墓一眼望不到头。20来岁的青年眼睁睁看着,一下就怔住了。

 

他后来一直把个人的事情看得很淡,都跟这有关。别看他是文人,本身就有豪侠之气,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,你看他后来写的“大漠雄关,秋风铁马”,多多少少都有这点儿影子。在我做生意以后,他最爱跟我说的一句就是“江湖财,江湖散”。

 

 

这些词不是我写的,是自己蹦出来的

 

我爸上过大学,又有古文底子,革命初期经常需要编些顺口溜之类的鼓舞士气,他就自己编,还挺受欢迎。和平之后,他偶尔写个词儿、投个稿。

 

组织又发现了,说你还挺能写。于是让我爸专职搞创作。

 

二话没说,我爸就下部队体验生活去了。

 

刚去的时候,他是不太喜欢,到了广东,不知道啥时候回来。收拾菜地,擦飞机,然后代理连队的指导员。但他就怕一辈子在这呆着,可也不敢问。

 

我爸说,那时候他总想起柯仲平写的诗:“埋头,埋头,天不怨,人不尤。”把“我被动地来”变成“我主动地想在这呆”,一下心顺了。

 

他发现,身边这些人都很好,他们只关心一件事,就是天上——在天上飞的要不就是自己的同事,要不就是自己的领导、部下,或是自己的爱人。一个人飞上去,这帮人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眷恋和担心。

 

打那以后,我爸也开始注视这片天。某一天,和战士一起把飞机伺候好,起飞。三架飞机上天,他们就躺在那儿,等着。就琢磨着哥们儿飞上去了啥时候回来?能不能安全落地?

 

一股情感冲上脑袋,我爸一气儿写出了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,只用了几分钟。

 

“我爱祖国的蓝天,晴空万里阳光灿烂,白云为我铺大道,东风送我飞向前。”他说这根本不是他写的,是这些词瞬间自己蹦出来的。

 

后来我们院里有个年轻军官对我爸说,他当年就是听到这首歌,才立志要报名参加空军的。

 

父亲昏迷以后,我把这首歌放给他听,有时候他的眼皮会跳。

 

见两面就够了

 

我和我爸每次说话,就是在他的小屋里。

 

我们家没有书房,我爸住最小的一间屋,也就十二三平方米。一张床,一套桌椅,一个衣柜,一台电视。书和资料堆在地上,时间长了打成捆搁到地下室。

 

我今年48岁,在家这么多年,我见他从来没有第二个形象——除了吃饭、上厕所、睡觉,他就是坐在桌子前头,不是写,就是看。

 

他总爱跟我说:“你要是把咱家书架的书都读完,就是有学问的人了。”

 

我爸就是普通人,我9岁时,下棋他就下不过我了,他只是比谁都更努力学习而已。

 

作词没灵感的时候他大概就几个姿势,站起来溜达,或者在床上翻来覆去,有时候突然跑过来抱我一下,我说你干嘛呢真烦人。

 

很多人为了生活而工作,我觉得我爸是为了工作而生活。

 

我爸的爱情观和家庭观是建立在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之上。那里面的女教师瓦尔瓦拉.瓦西里耶夫娜一生只和丈夫见过两次,一次是结婚,一次是丈夫上战场受伤了抬回来,然后死了。我爸觉得见两面就够了。

 

4岁以前我真就只见过他两次。

 

我是在沈阳姥姥家养大的,我妈在外地上班,我爸常年出差,和他相见的两次一次是出生,一次是他来沈阳看我。4岁以后能上幼儿园整托了,我才回北京。

 

他去一个地方体验生活,半年见不到,也没法联系,都习惯了。

 

姜大大(作曲家姜春阳)总爱提起当年和我爸为了创作《雪域风云》,一起去西藏体验生活,从西宁出发,穿过格尔木、倒淌河、五道梁一直到唐古拉,解放牌大卡车摇晃了18天。

 

海拔四五千米的地界,零下40多摄氏度。按我爸的话是,冷到骨髓里。一行5个人,3个倒下了,我爸还坚持着。

 

没有高压锅,蒸出来的馒头里面是面粉,外面是浆糊。锅里的水听着咕噜咕噜开了,手伸进去,不烫。早上洗脸的时候他问一个四川小战士来这兵站多久了,他说两年多。因为高原反应,他脸上起了斑,眼睛也雪盲。我爸登时给他敬了个礼:“你真是英雄!”

 

那天姜大大来监护室看我爸,隔着窗户冲我爸喊:“阎肃,你要挺得住!你要像一个男子汉,你忘了《军营男子汉》吗?”

 

姜大大说他要用这段回忆激活我爸。因为他始终记得,当年两人合作《军营男子汉》,半夜我爸冲到他屋里:“老姜!有了有了!我写出来一个!”那个高兴的样子。

 

 

阎肃一点儿不严肃

 

虽然我爸天南海北地跑,但只要他回来,我们就开心,家里就热闹。

 

我和我爸最爱玩儿的游戏是“双肩着地”,看谁能把对方压得双肩着地三秒钟就赢。他总是假装不经意,嘴里说着些别的事儿,眼睛瞅着窗外,突然袭击把我摁倒。

 

虽然我爸叫阎肃,其实他一点儿不严肃。

 

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组织上说,阎志扬同志什么都好,就是爱说俏皮话,太不严肃。他说那我就改名叫阎肃。

 

作曲家姚明是我爸在单位的忘年交,因为仗义,人称姚大侠。两人爱开玩笑,编顺口溜。姚明看我爸是文工团里岁数最大的,就说:“文工团里当元老,央视晚会常撰稿。”我爸也不服输:“四大馊:坏豆汁,隔夜茶,长毛的馒头,姚大侠。”

 

一次吃饭,姚明问我爸:“老爷子您读过《水浒传》吗?”“读过。”于是两人开始你来我往对108将外号。上个月我爸还没病呢,饭堂吃饭两人又碰见了。我爸张口就问:“白面郎君是谁?”姚明大笑,还惦记着这事儿呢!答曰:“郑天寿!”两人相对捧腹。

 

我跟我姐在医院里认真地说,跟着一个能让你开心傻笑四五十年的人,还有什么不知足呢?非得要求他陪着你,那又是何必呢?

 

希望自个儿是有用的人

 

我爸不严肃,但我爸比谁都认真。

 

住院以后,他还老说:“今年春晚的活动我还没找呢。北京台的应该怎么弄?一出院我就得琢磨。”让他当顾问,他特别当真,任何小事都一样。

 

很多明星公司找他,“请阎老写个词儿。”我爸只要一听内容对国家好,再忙这活儿也得接。他向来对钱没概念,钱给不了他任何惊喜,但他希望自个儿是有用的人。

 

他这一辈子,唯一的真正爱好就是诗词。

 

大家都说他是核心组创作人员,是大家的主心骨。我爸今年85岁,前不久准备《胜利与和平》晚会,空军总带队陈小涛碰见我爸两次。

 

他说看见我爸坐在那儿,其他演员忙着化妆上台,突然觉得我爸很孤独。

 

他端着杯茶走过去,我爸说:“哎呀太累了,我就是有点儿困,想睡觉。”

 

我爸也想过:“这次是70周年,我能参加,80周年可能就没有我了,我那时候老得都流哈喇子了。”

 

我一直没觉得我爸老,虽然和他同龄的老人早已在家颐养天年。

 

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爸的年纪,还是13年前,他72岁。那时候我在外地呆了十来年做买卖,他打电话给我:“你缺钱吗?”我说:“不缺。”“那你为什么还不回来非得在外头?咱能不能不做买卖了,回北京。”我说:“行啊。”

 

就那几句话,他和我妈挺高兴。我回北京陪他们在友谊商店吃了个饭,逛街,一层一半还没蹓完,我爸突然说:“我走不了了,我得歇一会儿,腿不行了。”

 

回想我爸这一路,大学二年级组织让他搞宣传,他说好啊。组织说进文工团吧,他说行啊。组织说那你业余搞点写作吧,他说成啊。组织说那你搞写作嘛,也行。从来都是这样,组织让他干嘛,他就好好干好,哪怕一次由着性子胡来也没有。

 

5年前也表彰他,先进事迹报告,他自己发言,特隆重。回家以后我说找他小喝一口,推门一看,他还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小屋里,正改自个儿的一个小词儿。我调侃他:“老爷子,80了还当劳模有啥感触?”他说:“我挺不习惯,有点惶恐。我觉得我也没干什么。”

 

(本文转自瞭望东方周刊。编辑邮箱:shguancha@sina.com)